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局势恶化。2月，党中央截获一份重要情报，得知国民党已经掌握了河南省委及县区领导名单。为保存力量，中共中央指示豫西党组织立即停止活动，区委以上干部转移到陕北。6月起宜阳重要干部分批撤离。未暴露的党员就地隐蔽，停止联络和活动。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郭晓棠负责豫西撤干工作。

中共韩城区委没有接到指示，半年得不到上级党组织的任何消息，非常焦急。1942年春，韩城区委经过多次商议决定派李先贵代表党组织去延安直接与中央联系。

李先贵曾去过陕北，对那里熟悉。省委、地委已转移到陕北。韩城中共党员王庆年、刘宗文早在1939年已去延安。李先贵与省地委领导王志杰、邵文杰以及王庆年、刘宗文都很熟悉。李先贵对革命无限忠诚，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

会议决定由党员们以交党费的名义兑一部分钱，绐李先贵作路费。李先贵认为，党的会议上决定派他去延安汇报和请示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感到十分光荣。他当场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李先贵咬牙把自己家里的耕牛卖掉，于1942年4月17日到福昌古刹大会上买了一批木梳、篦子，针线和独轮车，扮作商人就出发了。

区委书记程远宣一再嘱咐，这次任务艰巨，危险性大，一定要保守秘密，宁死不叛党。为了躲避国民党搜查，他带着沉重的行李常常夜间绕道行走，累了，就在寒冷的野外休息。时常忍饥挨饿，累的腰腿酸疼，脚磨破了，疼痛难忍，仍继续赶路。这一年河南大旱，境内逃难的人多，国民党检查时可以混过去。但是进入陕西，从西安往北国民党查得很严，行人也少了。渭河岸边到处是胡宗南部队的岗哨，对每一个来往行人都要认真搜身检查。一天，过了河到了草滩镇街口，敌军两挡住了去路，问“干什么的?”李说：“做生意的”。国民军官一听不是本地口音，鼻子哼了一声：“不是八路，也是探子。”说着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先贵被打得头晕脑胀，接着被搜了身，东西也被刺刀挑了一地，几个玉谷面馍也被掰开扔到了地下。李先贵拾着地上的馍央求说：“你行点好吧，俺是老百姓，不知啥八路、九路的，家里人快饿死了，叫俺卖点东西买个馍吃吧……”那个当官的很凶，可啥证据也没搜到，看着周围一大群老百姓看热闹，骂道“滚”，把李先贵放行了。

1942年5月中旬下了连阴雨，车推不动。他心想把车扔掉单人走，可又想不用这个作掩护更危险。过了几天，又热得很，为了赶路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发起了高烧，浑身冒汗。好容易进到一个小村，借住到一位大娘家的闲置窑洞里。大娘给他熬了小米粥。他勉强吃了半碗，安稳睡了一晚上，高烧渐退。此时已是麦收季节，他全身没劲，但想着大娘一个人困难，要求帮她收麦。他坚持着帮大娘割麦两天后，大娘说：“办你的事去吧，大娘知道你是做啥的，俺儿子跟刘老(指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去了。”大娘给他烙了饼做干粮。

李先贵继续上路，闯过封锁线，进入了陕甘宁边区。当他看到一位穿着灰军装的八路军哨兵，激动万分地说：“我走了三个多月，今日终于见到亲人了！”一句话说完就要倒下去，这位八路军战士赶紧上前扶住他。这位八路军战士端来一碗水要他坐下喝了，告诉他河南省委机关在200多里外的旬邑县马栏镇。他吃过饭，放下车，轻装前进，军分区充满欢声笑语，八路军在地里帮助农民收麦子。他多么希望河南也早日变成解放区啊！在仍旧是风餐露宿的几天后，李先贵赶到了目的地。

他首先见到了原中共宜（阳）洛（宁）地委组织部长兼宜阳县委书记邵文杰。在邵文杰帮助下，他找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向陈云部长汇报了情况，请示了工作，领导们对他们在极困难情况下仍记着党，记着革命工作，不远千里请示工作的行动高度评价。并向他讲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又向他传达了中央负责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周恩来向地下党员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李先贵离开延安时，中组部要给他发路费。他考虑到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坚决不接受。

李先贵把陈云的指示记到心里，准备返回河南。此时已进入秋季，他途中被当作八路探子惨遭毒打、关押，做苦役。但敌人最终找不到证据，才使他死里逃生。

李先贵于1942年4月从宜阳出发去延安，经过4个月，往返步行3000多里，历尽艰难险阻，于8月下旬返回宜阳。

当程远宣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李先贵时，喜极而泣，与他抱头痛哭。

邵文杰（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1985年4月目忆此事时说：“李先贵同志这种不怕苦，体谅党的困难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宜阳县纪委监委  李小平）